Page 27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22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161 期）

对如何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实践具有本土化的实践意义。那么，大规模的脱贫攻坚运动对乡村社会政
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隐藏着怎样的内在动力？

中国“党建扶贫实践”呈现了一种与社会政策实践相互交织又相对分立的矛盾格局。乡村社会
政策项目既成为扶贫政策的重要工具，又是脱贫目标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党
建扶贫行动，旨在为有劳动能力的农村贫困户创造就业、增产与增收的综合发展环境，而以低保为主
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旨在为缺乏劳动能力的农村贫困户提供兜底保障；另一方面，以贫困村脱贫标
准的“十一有一低于”则涵盖了诸多社会政策与基本公共服务要素。简言之，扶贫政策与话语吸纳
①
了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使之既成为脱贫攻坚的兜底工具，又是可持续脱贫
的制度目标。贺雪峰从反贫困战略的视角称之为扶贫与低保间的政策错位 。吴高辉等将该现象理
[5]
解为中国福利制度建设四大困惑（战略、理念、政策与对象困惑）中的战略困惑 。上述研究启发是：
[6]
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被吸纳进党建扶贫的话语与实践进程，而不是以相对独立的地位出现在近年来
的乡村治理中，但是得益于脱贫攻坚战而可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资源和拓展空间。
基于此以下问题值得研究：在接续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扶贫政策与社会政策呈现怎样的动态
变化？在这一动态变化中乡村社会政策呈现怎样的发展路径与内在动力？文章试图以西部 G 省以

及 L 县党建扶贫实践历程的制度分析为例，从扶贫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相互交织又相对分立的政策
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一、文献回顾

1.党建扶贫的基本内涵及其研究进展

首先，需要从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关照“党建扶贫”实践。孙兆霞等学者率先总结了贵州省 30多
年的党建扶贫经验 ：由党委组织部门派遣的各级党员干部在乡镇党委政府的指导和村支委的领导
[7]
下下乡专职专责承担村级扶贫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等任务。之后，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尤其
是第一书记制度的推广之后，学界逐渐认识到了基层党建与精准扶贫之间的紧密关联，较有代表性
的诸如“互动治理”“新耦合治理”等。其次，随着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件对“发挥基层党组织在脱
[9]
[8]
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的强调，涌现了大量以“党建扶贫”为对象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党建扶贫是一
种最终实现贫困人口脱贫的扶贫模式或方法，为精准扶贫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 [10⁃11] 。也有学者认为党建扶贫的实质是以党建为灵魂、以扶贫开发为媒介与手段，形成
“党建带扶贫，扶贫促党建”的常态 。还有研究强调了党建扶贫的政治化属性，主张将其视为在党组
[12]
织的领导下融合了诸多经济政策、社会政策、行政力量等方面资源而形成的复合治理实践 。综上所
[13]
述，党建扶贫是基于党的理念、组织与政策资源等力量推进精准扶贫、改造乡村生活观念与提升生活

水平的综合治理实践，具体表现为第一书记及扶贫工作队实施以加强基层党建助推精准扶贫的综合
行动。该综合治理实践囊括了几乎所有与乡村社会发展的政策或项目，以中国的扶贫话语与扶贫政
策吸纳各种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以及行政资源而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
2.党建扶贫的实践特征、乡村社会政策的扶贫作用及其发展动力
首先，贫困的复杂性决定了反贫困实践的综合性，而中国的党建扶贫政策在解决绝对贫困的过
程中又一定程度上涵盖了应对相对贫困的要素，是复杂政策下的综合实践。绝对贫困理论认为贫困
是物质的匮乏 ，关注的是基于维持人们生存的最低生活必需品（主要是食物、衣物和住房）的客观标
[14]
准 。而相对贫困理论研究者则批驳绝对贫困理论只关注人的生理与物理需要而忽视了更广阔的社
[15]
会与文化需要 ，因此相对贫困更强调那些有一定的物质供给，但缺乏一定的社会文化服务或不被允
[16]

① 贫困村脱贫标准，分别指“有特色产业、有住房保障、有基本医疗保障、有义务教育保障、有安全饮水、有路通村屯、有电用、有基
本公共服务、有电视看、有村集体经济收入、有好的‘两委’班子、贫困发生率低于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