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8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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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 期                  吴高辉 等: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政策发展路径与动力机制                                    23

                  许参与一定的集体活动的人们的生活状态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争论奠定了当代贫困研究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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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内容:物质匮乏与穷人参与一般社会活动的限制 ,并且引发了关于贫困测量途径的争议。对此,
                                                                [18]
                  社会政策理论认为诸多有关贫困与反贫困经验与研究的一大问题就是缺乏对问题统一的界定标

                  准 。贫困现象往往经历了个体的生活困境、家庭的资源匮乏到与社会诸多不良现象(诸如懒惰、偷
                    [19]
                  窃、赌博、吸毒、卖淫、打架斗殴、黑恶势力等)混杂起来的不断演化的过程,这些问题相互交叉、相互
                  影响而演变成整体性社会问题,并且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贫困文化 。由此可知,贫困是一个复杂模
                                                                              [20]
                  糊的概念,包含了金钱缺乏、资源匮乏、能力不足、精神贫困以及恶劣环境等多方面的表现。党建扶
                  贫实践则是针对整体性问题的复杂实践。国内学者提出了“复杂政策”治理模式 ,可以看成是对上
                                                                                           [21]
                  述理论的回应。本研究认为中国党建扶贫实践超出了已有的贫困理论研究框架,需要从复杂政策间
                  的关系中去寻找其中的社会政策发展的动力机制。
                       其次,党建扶贫实践反映了乡村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王春光指出中国社会政策度过了兜底保
                  障和适度普惠阶段,接下来往高级普惠的社会福利体系迈进 。李燕英提出了社会救助与扶贫开发
                                                                         [22]
                  相衔接、整合社会政策来打破部门条块分割局面的应对策略 。另外,还有学者以贫困问题为焦点,
                                                                         [23]
                  区分了社会政策与其他政策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不同地位。张新文梳理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在
                  解决贫困问题上的共同点(基本生存需要)与区别(经济发展 vs社会文化需要),指出了社会政策在反
                  贫困战略中的附属地位 。霍萱等总结了中国农村反贫困历程从“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转变的趋
                                        [24]
                  势 。总体来看,学术界强调了中国社会政策演变中的执政党与国家力量不断强化的事实 ,而实务
                    [25]
                                                                                                   [26]
                  界则大力强调贫困治理的政治任务特性 。党建扶贫实践不仅反映了经济政策、一般扶贫政策与诸
                                                       [27]
                  多社会政策的作用,还体现了以政治任务 来推动乡村社会政策发展的趋势。
                                                       [28]
                       最后,党建扶贫实践为乡村社会政策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一方面,党建扶贫的“高位推动”模
                  式,为乡村社会政策的反贫困效能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势能。贺东航等研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从
                 “高位推动”的治理方式中提炼了“政治势能”的概念 。后来他们进一步构建了“党的全面领导”提升
                                                                 [29]
                  社会治理效能的政治势能类型:价值性政治势能、规范性政治势能、身份性政治势能 。盛志宏等基
                                                                                              [30]
                  于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指挥部的案例研究探讨政治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 。另一方
                                                                                                  [31]
                  面,党建扶贫实践体现了中国党政体制推动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同步的双重推进道路,从而为乡村
                  社会政策发展提供了根本性动力。黄宗智指出: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经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并存于中国形成了二元对峙共存状态,从而在实践上走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框架 。该
                                                                                                      [32]
                  框架既大力引入市场经济,又保留举足轻重的国有企业以及一个强大的党政体系,连带其社会主义
                  (消除贫困、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理念,旗帜鲜明地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33⁃34] 。岳经纶
                  等曾指出,由于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的是 2003年的“非典”危机)累计引起了中央领导的
                                                           [1]
                  重视而推动了自上而下的社会政策建设道路 。这些研究表明:(1)从制度框架层面去揭示党建扶贫
                  实践中的社会政策创新动力机制,并回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2)党建扶贫实践中的乡村社
                  会政策的发展动力,实质是中央的政治势能转化为乡村的社会治理效能的体现。具体到本研究而
                  言,党建扶贫实践通过价值宣传路径、组织嵌入路径与资源输入路径为乡村社会政策发展提供了思
                  想动力、权威动力和利益整合力。因此,可以运用政治势能的概念框架去解释其内在动力。
                       综上所述,中国党建扶贫实践中的社会政策发展不是简单的扶贫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转换或协调
                  或衔接,也不是简单地从经济政策向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转变。确切地讲,它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双重推进道路在贫困治理领域的体现,是中央
                  的贫困治理政治势能转化为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在以将贫困问题作为政治任
                  务的党政体制推动下充分调动包括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以及行政资源项目等在内的复杂的扶贫政策
                  实践中实现的。那么,从乡村社会政策发展的视角出发,可以认为在脱贫攻坚的战略话语统领下通
                  过政治化的手段综合了各种政策实践而推动了乡村社会政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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