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8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第5 期 田先红：问责－避责关系新解：基于“行动－制度－环境”框架 43

要求农民由之前的中稻种植模式改为双季稻模式时，不可避免地给农民既有的生产秩序带来冲击，
从而遭遇政策执行阻力。基层干部不仅面临着来自上级的问责压力，而且承受着农民的抗拒压力。
农民对于地方政府推行的早稻生产政策不理解、不支持。那么，农民为什么不愿意种植早稻呢？
1.地方资源禀赋的约束
特定的资源禀赋塑造了独特的中稻种植模式，X 县地处山区，耕地数量较少且高低起伏，气温相
对较低，光照时间较短，耕地质量不高，尤其是当地还有一部分耕地属于深泥田、冷浆田和望天丘（靠

天收）。这样的资源禀赋和气候条件决定了某些农田并不适合种植双季稻，尤其是在更为偏远的山
区，海拔较高，气温更低，光照时间更少，农民并没有形成种植双季稻的习惯，而是形成了与中稻种植
相匹配的农业生产节奏和种植规律。许多农民采用中稻与油菜相结合的种植模式，即种植一季油菜
收割之后，再种上中稻，这一种植模式比较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也能使土地收益达到较高的程度。
这意味着，早稻生产政策与当地资源禀赋不相匹配，也不符合农民的生产种植习惯。
案例：F 乡与 Y 乡交界处，有 20 多亩耕地，属于冷水田，不适合种植水稻。2020 年，根据上级
要求，乡政府安排耕田机去犁田，最后陷下去，无法上岸，后来调用起重机才把耕田机吊上岸。
当年 F乡共花费了 3万多元用于翻耕该块耕地，种上水稻之后却颗粒无收。2021年，乡政府不再

在这块地上种植水稻，而是改种禾笋。“如果没被查到就好，查到了，就要追责”。（访谈编码：
20210422ZYH）
可见，受地方资源禀赋的约束，早稻种植并不适合在当地大面积推广。如果地方政府强制推行
早稻生产政策，农民将难以接受。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在不具备条件的耕地上种植早稻，不仅未
能取得预期成效，而且带来资源浪费。
2.农民家计模式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种植粮食对于许多农
民而言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因为非农就业收益远高于粮食种植。而且，农民已经形成了与中稻种
植相契合的生计方式和劳动力配置模式。在市场经济和打工经济兴起之前，农民主要依赖土地为
生。在那时，农民家庭劳动力是普遍没有机会成本的。尽管劳动力的边际产出递减，但农民必须将
尽可能密集的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中，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粮食产出。
而在当前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生计方式越来越多元化，尤其是非农收入、非粮收入越来
越在农民家庭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了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老年人在家务农种
田的“半工半耕”模式。老年人种田，主要是为了满足基本口粮需求（自给自足），而不是为了扩大再
生产。农民家庭的主要劳力（壮劳力）都配置在非农就业领域，只有少量的老年劳力才用于农业生
产。对于农民而言，投入更多劳力到粮食生产中，既没有必要，也缺乏动力。地方政府号召农民种植
早稻，意味着农民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力成本到农业生产中。但是，大多数农民家庭只剩老人留守在

家，种植双季稻意味着老年人要付出更多劳动量。尤其是山区，机械化耕种不便，种植双季稻将加重
老年农民的劳动负荷。
所以，种植双季稻的政策要求与大多数农民当前的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是不相匹配的。非粮化
政策、早稻生产政策想强行把农民重新拽回传统的家计模式之中，由此让农民家庭产生不适应，进而
引发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的张力和矛盾。
3.农民经济收益的考量
经济收益是影响农民种植行为的主要因素，而种植粮食作物缺乏经济收益优势。相较于粮食作
物而言，经济作物的收益更高，农民自然倾向于选择种植经济作物，这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因此，近
40 余年来，当地土地的非粮化是普遍趋势。地方政府的早稻生产政策，就是要扭转农村土地的非粮
化趋势。
另据了解，一般情况下，当地早稻和晚稻的亩产约为 700~800 斤，双季稻合计亩产约 1500 斤，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