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2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第5 期 田先红：问责－避责关系新解：基于“行动－制度－环境”框架 47

民种植早稻的情况下，基层干部只能采取责任兜底等方式来规避问责风险。当然，作为行动者的
基层干部并非完全受制于既有的结构，而是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隐匿信息、集体负债等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再造了基层治理结构，使其尽可能朝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
发展。
已有研究都注意到，严厉的问责制度与基层避责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问责与避责之间的

关联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黑箱。本研究揭示出，问责导致避责行为需要一定的边界条件。除
问责制度本身施加的压力（问责强度）外，行动者所处基层环境因素，以及由此形塑的基层干部行动
空间和治理能力，都影响着基层干部的避责行为。
X县基层干部在完成上级安排的早稻生产行政任务过程中，采取责任兜底等方式避责，早稻生产
政策呈现出过度执行的状态。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启示：其一，须注意政策与基层社会基础之间的匹
配度。要实现政策的合理化，不仅要设定科学的目标，而且要与农民生产生活实际需求相匹配。脱
离了农村和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政策就难以产生预期效果。其二，应建立健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
信息反馈系统。上级要为下级提供政策执行信息反馈的空间和机会，由此形成畅通、及时的上下级
沟通和反馈机制，使上级能够及时掌握基层执行政策过程中的现状和困难。其三，应给予政策执行
的缓冲空间。政策过于刚性、推行过快，使基层难以适应，无法转化、变通，便容易催生避责、形式主
义行为，消解政策执行效果。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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