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2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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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 期                   李元珍:以任务为中心:县域编制资源的整体性调配机制研究                                     57

                  研究指出了编制资源统筹的可能方式,但在总量有限的情况下,编制资源调配必须坚守一定的方向。
                  实践表明,要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破解机构编制部门所有的传统惯习,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实现编
                  制资源统筹使用。编制资源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源、执政资源,要始终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
                  提升整体行政效能。S县在对部门编制绩效考核的基础上,收储一部分编制资源存入“编制银行”,然
                  后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编制资源向重点领域和基层一线倾斜,并优先解决重点行业和关键领
                  域的机构编制需求,便是将有限资源用在“刀刃”上,极大地促进了机构编制挖潜增效和科学管理。


                       五、结论与讨论

                       当前编制管理问题的存在,表现为编制管理部门的多元化、编制管理流程的割裂化以及编制资

                  源的私有化等现状,学界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但并没有系统解决编制管理的困境。
                  这些问题的存在,归根结底,在于编制管理权限的碎片化。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当前科层制运行的常
                  态痼疾。既有的科层体制以部门职责为分工标准,但凡涉及多个部门、多个流程的工作,必然会涉及
                  部门协同与整合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外政府掀起的“无缝隙政府”建设、政府流程再造等运动并没
                  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理念,为破解碎片化难题提供了新的方
                  向,但其内在实践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S县的编制管理改革探索,通过构建以编制管理为中心的政府运行场景,系统梳理编制管理的主
                  体、流程、目标及其实践路径,在场景内部实现了编制资源的整体性调配。这种以治理任务为中心的
                  场景化治理方式,并不是对以职责划分为基础的科层体制的替代,也不是简单的政府流程再造,而是
                  秉持问题导向,以治理任务为基础,回归治理任务本身的综合性、整体性,系统厘清治理任务完成所
                  需要的各种支撑机制,从“整体性治理”的角度实现有效治理。
                       相较于传统的以职责划分为基础设置职能部门进而导致“碎片化”权威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以
                  来的各种“整体型政府”建构路径而言,这种以治理任务为中心,进行场景化设置的治理方式,不仅能
                  够在整体架构上解决协调、整合以及责任的整体性治理要求,而且具有较强的“一事一议”的特征,能
                  够更有针对性地回应治理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科层体制运作的有效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治理任务为中心的场景化治理并不能取代传统的科层制运作体制,而只
                  能是作为一种补充机制存在。事实上,这种运作方式本身也存在明显的限度。一是完成场景化治理
                  要求仍要以职能部门为基础,如编制管理的完成仍然要以编办、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
                  发挥各自职能。二是治理任务的多样性导致不可能所有的治理任务都重新构建一个工作场景。以
                  专业分工、功能分化、层级节制为特征的科层体制仍然具有较强的效率与理性,只能是坚持问题导
                  向,针对一些协同整合问题特别突出的治理任务来重新梳理并疏通其治理要点,进而实现高效治理
                  与有效治理。


                                                           参考文献


                  [1]  吕芳.中国地方政府的“影子雇员”与“同心圆”结构——基于街道办事处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5(10): 106-116.
                  [2]  刘建军,马彦银 .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
                      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J].社会,2016(1): 76-98.
                  [3]  叶静.地方软财政支出与基层治理——以编外人员扩张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6(1): 146-167,245.
                  [4]  吕芳.“软编制约束”:对地方财政供养规模隐性增长的一种解释[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5): 16-24.
                  [5]  杨志云,陈小华.编制管理软约束抑或体制灵活性:基于四个城市辅警扩张的实证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9(2): 88-99,127-128.
                  [6]  庞明礼,于珂.“有编不用”与“编外用工”何以共生?——基于县乡权责关系视角的解释[J].学习与实践,2020(4):53-62.
                  [7]  颜昌武.刚性约束与自主性扩张——乡镇政府编外用工的一个解释性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19(4): 100-106.
                  [8]  白志华,郭文娟.“收”“放”耦合:以政府购买服务破解机构编制不足困境[J].领导科学,2019(6):12-14.
                  [9]  印子.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演化过程与治理效果——基于苏北C镇调研的分析[J].求实,2020(4): 82-9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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