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7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62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161 期）

3.制度性反馈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中的信息不对称假设，公共政策执行中缺少自下而上的反馈通道，而县级
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基础的政策部署和执行单元，在政策转换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政策制定
权，需要县乡之间充分的信息沟通和政策反馈。而且这种从下往上的政策反馈，不是下级政府的个
体性策略，而是正式组织权威所赋予的制度化反馈。具体体现为，在政策部署中，上级政府深入下级
调研，召集相关座谈会，了解和评估政策实施环境，征询下级的政策实施意见，制定相对合理的政策。
在政策推动中，上级通过动员会、调研、考察等方式对下级做好政策解释，让其理解相关政策并统一
认识，达成政策执行共识，围绕政策规划全面调动党员干部等政策执行主体，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
中，及时掌握下级在执行中可能会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以便做好相应的政策配套。在执行过程中，下
级向上级及时反映执行情况，反馈执行中的效果、经验及困难，上级根据下级的反馈适时总结、调整
和完善政策，并给予下级相应的政策指导。总之，在政策落地并面向社会大众之前，存在一个完整的
组织过程，在这个组织过程内部进行制度性反馈与回应，才能实现上下层级间的深度互动，进而在一
线治理中释放政策执行的社会效应。
4.多重化激励
沟通式动员使得政府层级间的关系非刚性化，在政策执行上存在一个相互协商、相互体谅，乃至
相互博弈的谈判空间，留有下级与上级讨价还价的余地。在此基础上，量化排名等标准化考核无法
实现有效的政策动员，特别是在县域重点工作中攻坚克难，或者美丽乡村、共同富裕等模糊性任务中
实践摸索，更需要激励政策主体，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效率。沟通式动员在确立上下级间协商谈判
的同时，也确立了相应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建立在政策协商实践性的基础上，具有多重化特点。
其一，激励标准的差异性。激励大小取决于政策执行的难度以及上下级之间的熟悉程度。当政策执
行的困难越大，上下级之间干部关系越近则激励越大，而激励的强度是由上级把握的，根据政策部
署、党委决策以及领导偏好等因素来释放激励。在上下层级间的协商博弈中，激励结果并非是确定
性的，而是依据具体的政策情景进行激励，具有实践性、随机性和多元性等特点。其二，激励方式的
多元性。在县域末端治理结构中，由于治理资源的匮乏性和治理事务的非规则性，需要采取经济激
励、政治激励和精神激励等多种激励方式。包括先进个人称号、表彰大会发言、提供政策配套、认可
地方探索性的经验做法等多元化的激励方式，可以解决标准化激励不足或者干部绩效差异化的问
题，为县域体制的政策动员提供多种可能性，促进建立丰富多元的政治生态，使得各类型的干部主体
都能得到相应的激励，以缓解基层治理的超负荷运转状态。

二、沟通式动员的生成机理

沟通式的政策动员机制，打开了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工具箱，能够有效地缓解政策压力和执行能
力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上下层级之间的政策谈判，并非是压力驱动下的行政避责，而是上下级政策
主体围绕共同的政策目标所达成的行动共识。因此，沟通式动员是为了发挥政策共同体的内部积极
性，以实现基层政策的有效动员。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共同体单元的层级责任连带、属地管理的主体
责任内化和上下级之间的协同治理，分别为沟通式动员提供了组织形态、组织调适和组织目标。
1.层级责任连带：行政共同体是政策沟通的组织形态
基于上下层级间的政策执行共识，沟通式动员背后必然存在着一个组织形态，作为上下级政府
主体进行双向互动、政策协商的生成载体。行政共同体是政策执行过程中，上下级之间权责对等、信
息对称、利益连带和责任共担的共同体单元 ，在此基础上，上下层级才能围绕同一个政策目标进行
[11]
沟通、反馈、协商和博弈。第一，权责对等决定了政策沟通双方是紧密相联的上下层级。一旦跨层级
之后，上级在政策制定、政策推动以及政策评估中掌握绝对的主导权，而下级处于政策执行的末端，
双方之间权责不对等加大，也就失去了沟通协商的基础。比如跨级督查，省市就不会给予乡镇以解
释和反馈的机会。第二，信息对称压缩了上下级之间的博弈空间。上下级之间信息不对称是基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