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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161期)2022(5)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沟通式动员:县域上下级政府间政策

                                               协商机制及其功能





                                                      杨     华,张丹丹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客观上导致了政策变通和体制失衡等现实困
                       境,然而在县域治理实践中,上级“层层加码”的空间也是下级“讨价还价”的空间,上下级之
                       间存在着沟通式的政策动员机制。构建了“外部压力—内在共识”的分析框架,以 C 县公共
                       政策执行为例,剖析了县域上下级政府部门在谈判过程中的沟通机制,探讨了上下级协同
                       治理的执行效果。研究发现,客观性归因、组织化协调、制度性反馈、差异化激励等沟通式
                       动员,在上下级之间构建了层级责任连带、主体责任内化和集体行动共识的政策执行单元,
                       上下级政策主体围绕共同的政策目标达成执行共识,由此形成了运动式治理常规化、非问
                       责体制有限动员和地方执行自主性空间三种政策动员效果。沟通式动员,作为多层级单一
                       制政府体制压力传导的缓冲机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策实施路径,实现了政府体制的自
                       我调适、增强了政府体制的制度韧性。
                           关键词     基层政府;上下级谈判;政策沟通;协商空间;制度韧性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2)05⁃0059⁃09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2.05.007

                       我国政府治理体制具有行政发包制的总体特点 ,自上而下的政策传导主要依靠目标任务层层
                                                                 [1]
                  分解 ,在上下级政府间形成层层发包的契约关系,由此塑造出公共政策稳定执行的制度保障。然
                       [2]
                  而,由于治理链条过长导致政策监督软化 ,以及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下级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常
                                                        [3]
                                                                                           [4]
                  常出现政策变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经成为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政府内部上下级
                  讨价还价式的谈判过程也成为贯穿政府行为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 。那么,在治理实践中,纵向政府
                                                                              [5]
                  间的谈判行为是否可以进行政策动员以保证公共政策有效执行?这是本研究尝试回答的问题。
                       既有研究主要从“制度结构”和“个体理性”两种研究取向,来分析上下级政府间的谈判行为。其
                  一是“制度结构”研究取向,聚焦于上下级谈判的制度环境和组织行为,主要分析导致谈判行为的结
                  构性因素,强调谈判双方进行博弈的组织依赖。周雪光提出了“逐级代理制”的概念 ,认为自上而下
                                                                                             [6]
                  的单向垂直式委托⁃代理关系是上下级政府间博弈的制度根源,并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谈判双
                  方的互动模型,认为委托方往往采取“常规模式”与“动员模式”两种模式,代理方则呈现“正式谈判”
                 “非正式谈判”和“准退出”三种模式 。郑永年进一步明确,委托方和代理方在谈判过程中是自利行
                                                  [7]
                  动者,通过协商博弈实现自身资源利益最大化 。以上表明,在逐级代理人的制度结构下,谈判双方
                                                            [8]
                  的行为激励主要基于利益分析原则 ,通过激励机制来诱发或者制约相应的组织行为 ,因此,有研究
                                                                                              [10]
                                                  [9]
                  主张上下级政府间建立对等激励和双向监督的双向委托代理关系 ,以弱化政策执行中的上下级
                                                                               [11]
                  博弈。
                       其二是“个体理性”研究取向,集中关注委托方和代理方在谈判过程中的行为策略,主要分析政
                  府层级间的谈判后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共政策执行偏差。政府内部的谈判由于双边垄断的存在,


                  收稿日期:2022⁃06⁃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基层‘小官贪腐’治理机制研究”(18YJC71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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