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科学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过程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特征，特别是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增加了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性、紧迫性。要注意将强化新型工业化的主导作用同强化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撑作用结合起来，注重从城乡连续体、城乡问题的跨界求解、城乡问题的网络求解三重维度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并将县域作为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基点。

Abstract:

随着我国农业保险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收入保险已经逐渐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风险管理工具，对于提高粮食类家庭农场应对冲击的能力意义重大。基于2021及2023年对江苏省家庭农场追踪调查获得的数据，使用熵值法构建家庭农场韧性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收入保险对粮食类家庭农场的韧性及不同韧性维度的影响，并探索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收入保险显著增强粮食类家庭农场的韧性，有助于实现粮食安全。尤其是在提升家庭农场的转型力方面，它发挥着主要作用，同时对提升家庭农场的适应力也产生积极影响。第二，收入保险能显著缩小粮食类家庭农场预期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差距，保障粮食类家庭农场经营收入的稳定与增长，最终风险作用机制和收入作用机制使得韧性增强。同时，收入保险可以通过提升家庭农场的信贷可得性，进一步增强其韧性。第三，收入保险对不同规模粮食类家庭农场韧性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它显著增强小规模家庭农场的韧性。第四，粮食类家庭农场在获得收入保险后并未表现出明显的道德风险，家庭农场通常全职参与农业生产，在良好的生产经营条件下，相对更不易表现出道德风险。据此建议提高收入保险的保障水平、强化其韧性提升作用，差异化设计收入保险产品，支持不同规模家庭农场的发展。

Abstract:

家庭农场信息化是农业信息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从信息化素养和信息化技术应用出发，构建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实证测度和分析我国1199个家庭农场的信息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现阶段我国家庭农场信息化平均水平为0.260，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家庭农场信息化主要由信息化素养支撑，信息化技术应用的贡献明显不足。（2）家庭农场信息化发展存在经营类型、示范级别等方面的异质性，非粮种植类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较高。（3）家庭农场信息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包括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务农年限、经营规模、新技术采用、生产规范、财务规范、农产品检测、商标注册。提出政府应加大家庭农场信息化扶持力度，重视家庭农场经营主体农业教育，健全农业社会化信息服务体系。

Abstract:

测算粮食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并揭示我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源泉，对于推动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省级层面粮食行业面板数据，将气候因素作为外生不可控投入要素纳入粮食TFP测算体系，使用特定测量（MS）模型对粮食TFP增长进行测度，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投入变化、气候变化和效率变化，进而细致剖析25年间我国粮食TFP增长及其构成。研究发现：①25年间我国粮食TFP增长了93.52%，这一增长主要源于前沿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效应，技术效率变化对粮食TFP增长则有延缓作用，气候变化对粮食TFP增长存在明显的负效应。②我国粮食生产效率水平不高，总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但省份间粮食生产效率的地区差距在逐渐缩小。③气候变化对粮食TFP增长的影响有正有负，但以不利影响为主。除东北地区外，其他6个地区气候变化对粮食TFP增长的影响均为负向。气候变化在粮食TFP增长分布变化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在不同地区、不同作物上表现出差异性。

Abstract:

中国种植业具有巨大减排增汇潜力，有助于实现“双碳”目标。基于县级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农地经营规模对作物种植碳排放、碳汇及净碳汇强度的影响，并通过联立方程模型从要素投入强度、种植结构和作物单产等多维度检验其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随着农地经营规模扩大，作物种植净碳汇强度呈“U型”变化，拐点出现在人均农地经营规模为2.25公顷时，其中作物种植碳排放强度呈“倒U型”变化，碳汇强度呈“U型”变化，净碳汇强度的变化由碳汇强度的变化主导；（2）农地经营规模增加导致化肥投入强度呈“倒U型”变化，从而主导了作物种植碳排放强度的“倒U型”变化；（3）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引起的种植结构从“非粮化”向“趋粮化”转变是作物种植碳汇强度呈“U型”变化的主要因素，鉴于作物种植的碳汇效应远大于碳排放效应，这一因素也成为净碳汇强度呈“U型”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从长期来看，应加快农业规模化经营转型进程，以推动种植业低碳发展；但在转型初期，需加强政策干预，以减轻其给种植业低碳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Abstract:

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协同发力能够有效引导农户采用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基于黑龙江、湖北、广西995份农户调查数据，探析推广一致性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并从信任程度的视角解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推广一致性水平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在通过内生性处理解决度量偏误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2）推广一致性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在不同的农户群体中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相较老年组农户，推广一致性对年轻组农户的影响更为显著；（3）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在农资店和农技站都明显鼓励农户使用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即推广一致性水平高时，农户对该技术信任程度更高，促使其更倾向于采纳该技术。因此，实现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可从以下几个途径着力：完善推广一致性机制、提高农户对农业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信任程度，并结合农户特性开展有效的激励措施。

Abstract:

“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通过案例比较发现：“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的产业组织形式是从市场化交易到企业一体化的连续体，其中的引领型市场体制有松散、紧密之分，这源于政企社建构起不同的联结。时间压力的强激励宏观环境、适应性的中观环境是建构引领型市场体制的必要条件；产业的新旧、劳动与技术、劳动与规范是形塑引领型市场体制或松散或紧密的充分必要条件。已有产业扩展、劳动与技术的结合、生产规范形塑了松散的引领型市场体制，政企社建构起相切关系；新产业、劳动与技术的分离、生产规范形塑了紧密的引领型市场，政企社建构起相交关系。松散或紧密的引领型市场体制都凸显了政府结构洞位置的重要性、吸纳农户参与效果，是主体集合型“消薄”；不同的引领型市场体制有着差异化的规则体系、产业链端点与运行机制。引领型市场体制建构起多主体协作互动、多种机制互补嵌合。由此，“消薄”既要建构引领型市场体制，更要因地制宜。

Abstract:

随着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深度使用，数字人才已经成为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分析其逻辑关联可知，数字人才的数字化执行能力，有利于加速农民有机融入农业新质生产力，强化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性逻辑；数字人才的数字化战略视野，有利于推动农业劳动资料提质升级，强化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工具性逻辑；数字人才的数字化思维模式，有利于拓展农业劳动对象形态，强化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对象性逻辑；数字人才的数字化创新能力，有利于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强化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系统性逻辑。然而，在数字人才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践中，还存在着“头雁效应”亟待提升、激活效应亟待增强、思维方法亟待转化及“幂数效应”亟待激活等现实问题。未来，应从打造新型农业劳动者队伍、促进农业劳动资料提质增效、拓展新型农业劳动对象、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以及强化数字人才顶层设计等方面深入发挥数字人才的赋能效用。

Abstract:

作为乡村经济转型的重要驱动，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正逐渐成为推动社会结构重塑和农村内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多样性选择视角探讨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的回流行为会显著提高其收入水平，主要通过促进非农就业选择与抑制保守理财观念两种多样性路径发挥作用。同时，回流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在家庭储蓄水平上表现出显著异质性特征，但在是否参与失业保险方面并未发现显著差异。据此提出，要提供激励或扶持政策，释放回流农村居民创造收入的潜力；强化非农就业支持，鼓励多元化资产配置，提升回流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能力；优化储蓄政策，完善失业保障体系，筑牢回流增收的防线。

Abstract:

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刺激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提供了“新基遇”，对畅通国内大循环至关重要。将“宽带乡村”试点工程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9年四期面板数据，采取多期双重差分识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农村家庭消费，经过模型有效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第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家庭数字设备持有、降低预防性储蓄和提升社会资本来促进农村家庭消费。第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均有促进作用，能够助力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且对低收入家庭、低资产家庭、原贫困户家庭和原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消费促进作用更显著，从而降低消费不平等。

Abstract:

提高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文化消费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该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其中以旅游消费为主。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多重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保持一致。此外，东部地区基于O2O平台的试点政策对居民文旅类消费的提升效应最为明显，税费优惠政策也有显著的效果，而旨在激励居民自主消费的政策并未产生显著的效果。由此建议因地制宜推动文化消费改革，挖掘农村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结构调整。

Abstract:

基于数字技术的零售渠道创新对农业企业经营模式正产生着重要影响，其中直播销售日益被农业企业所采用，直播销售对农业企业经营收入的影响是值得研究的议题。基于国家茶叶全产业链大数据中心平台收集的258家茶叶企业问卷数据，实证分析直播销售对茶企经营收入的影响、异质性特征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开展直播销售能够促进茶叶企业经营收入的增长。②直播销售对不同经营模式、经营规模、直播投入环节、直播运营模式、营销策略模式、区域的茶企收入影响存在差异。③直播销售可以通过提升产品价格的渠道改善茶企经营收入，品牌宣传与品牌创新在这一过程中起着正向调节效应。据此，提出强化茶产业政策支持、加强茶业经营主体新基建、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强化线上线下融合等针对性建议。

Abstract:

互联网像一把双刃剑，既增益人们的生活，又混淆人们的视听，而教育有助于化害为利。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模型，探讨居民互联网使用、社会公平感与受教育程度三者之间的关联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使用互联网比不使用互联网的居民社会公平感更低；城乡居民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度在这一负向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有效弱化了过度使用互联网带来的不利影响；教育的调节作用存在城乡和性别差异，农村居民相较于城市居民更显著，女性居民相较于男性居民更显著；教育的调节作用存在门槛特征，城乡居民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度分别跨越12年和6.5年的临界值后，正向调节效果增强。据此建议政府应做好“守门人”角色，加强互联网监管的同时要加大教育人力资本投入，切实提高全民社会公平感。

Abstract:

制度紧缩环境和治理现代化背景推动着基层政府行动逻辑发生变化，“经营型治理”出现并成为新时期基层政府寻求自主性的新趋向。通过对梅镇政府产业发展的田野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借用治理的名义进行情境造势，顺利获取上级政府和基层社会的关注与配合，完成自主空间的再造，由此成为邀功与避责的利器。基于制度逻辑的理论视角，文章构建出“多重制度逻辑-情境嵌入-组织行动”的分析框架，认为“经营型治理”的实现源自基层政府对所处治理场域中多重制度逻辑的回应和利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对基层政府产生非均衡的压力和激励，但是组织的嵌入性自主使基层政府能够对不同制度逻辑进行识别与迎合，得以建构自身有利行动情境。“经营型治理”拓展了基层政府自主性行为的研究面向，揭示出制度环境与政府行为间关系的丰富样态，也在实践层面为如何真正发挥基层政府能动性提出了挑战。

Abstract:

乡村特色产业打造能有效促进产业振兴，其非市场化机制的运作过程及其成因有待探析。基于玉照镇特色刷业20余年打造史的透视，阐释县乡政府非市场化产业打造的阶段性特征及其运转动力。研究发现，资源加码与制度强化是乡村特色产业非市场化打造的核心机制，二者在产业进程中呈现“棘轮型扶持”特征——县乡政府形成了不断强化产业扶持的强大惯性：一是县乡政府通过陆续供给土地资源、加码配套资源、再加码行政资源，形成了资源扶持序列；二是县乡政府针对性实施基础性管理、规范性治理、强制性同形，形成了制度强化序列。资源加码机制逐步扶持乡村特色产业突破结构限制，扩大产业规模；制度强化机制则指引了乡村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提升产业水平。由此认为推动非市场化机制“棘轮型”运作的动力来自县乡政府组织激励的进化：从有限激励到激励刺激再到激励强化。实践证明，在县乡政府“棘轮型扶持”下，大量乡村特色产业拔地而起，星火燎原。

Abstract:

农村妇女的内生能力发展状况关系到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走向和结果。基于“能力-嵌入”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对社会工作助推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的运作机制及其条件要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动态机制来看，社会工作将情感嵌入日常生活以塑造农村妇女发展源动力，将资源嵌入妇女经济组织以实现资源高效转化，将关系嵌入合作网络以提供农村妇女可持续性发展动能，将价值嵌入公共情境以推动农村妇女主体性生产，最终以“扩散式”嵌入的过程理路构建农村妇女“复合型”内生发展能力体系；从静态要素来看，农村妇女新内生式发展可持续运行需要文化敏感性、专业性、日常性要素作为内在支撑，其中，文化敏感性能够帮助社会工作获取服务开展的“情境合法性”，专业性使社会工作在理念创新的前提下提升外部资源的利用与转化率，社会性确保了社会工作能够在实践中避免个体化倾向，日常性帮助社会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构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政治的生活化路径。

Abstract:

基于全要素、全地域、全过程和全链条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陆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利用卫星反演技术获取土壤保持、产水量、生境质量、食物供给等多维度生态系统服务数据，基于2015-2022年浙江省571个乡镇级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实证检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政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直接影响及组态路径。结果表明：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水平，且能进一步提升生态系统服务的协同关系，促进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组态路径分析表明，内核驱动型、治理协同型、市场导向型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政策实现高生态系统服务的具体路径；而“土地”要素调整不足是政策难以发挥作用的核心原因。因此，政府应持续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政策，并整合“内核-外缘”系统中的多元要素，因地制宜地提高生态系统服务水平。

Abstract: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是一个动态过程。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期数据，研究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以及45~64岁人口占比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结果显示：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越高，农户撂荒耕地的可能性越高；而家庭中45~64岁的人口占比越高，则耕地撂荒的发生率越低。机制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通过务农经验积累抑制耕地撂荒；而由于老龄人口的健康状况更差、采用农业机械的可能性更小，从而导致人口老龄化对耕地撂荒有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在老龄化发展的过程中，随着65岁以上农业人口退出农业经营，耕地撂荒的概率会下降，但是在代际转换过程中，年轻劳动力务农可能性的下降，将会导致耕地撂荒的概率上升，因此，耕地撂荒发生率会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由此提出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推行农机补贴和开展农业生产托管等政策建议。